从数字政府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，数字政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政府治理现代化，绝对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非建不可；意义是绝对重大，非同一般。甚至可以断定，没有数字政府，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现代化。数字政府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少具有以下作用和意义。

（一）数字政府使决策走向科学化

决策科学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的也是标志之一。政府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决定了它的任何决策都不能失误，因为决策“差之毫厘”，实践“失之千里”。如果掌握的信息不充分、不真实，决策自然不精准甚至发生失误。那种凭“感觉”、按“愿望”“拍脑袋”决策而导致的错误决策，让我们蒙受了难以数计的损失，令人至今痛心疾首。数字政府通过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信息技术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信息或数据，就使得决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。数据是对过去的纪录，同时，“数据就是对未来的研判”。运用现代数据技术采集、分析、研判数据，让政府建立起较为精确的决策机制，就能大大提高决策的精准性、科学性和预见性。建设数字政府是改变传统决策方式、提升决策能力的重要路径。

（二）数字政府使社会治理实现精准化

精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。这里的“社会”，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去理解都是可以的。广义的“社会”即“五位一体”，包含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和生态环境在内；狭义的“社会”就是“五位一体”中的“社会”那一位。数字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社会治理精准化程度，例如，对食品可以实现生产、运输、储藏、销售、加工等全流程的监管，食品安全更有保障；人车行踪处处留痕，社会治安管理和交通疏导更有依据、更加便利；对空气、土壤、水体、企业排污等进行跟踪监测、适时监测，使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随时找到症结所在，及时对症下药；各种社会指标的统计数字更加精确；大数据能够发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“堵点”“痛点”和“难点”，为社会治理提供着力点和突破口；公共服务可以从“大水漫灌”变为“精准滴灌”，问题治理可以从“一人生病普遍吃药”变为“因病施治”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；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更容易实施、更有成效，整个治理工作……总之，建设数字政府，精细化治理成为现实，传统的粗放式管理变成了历史；系统协作式治理得以实现，单兵作战式管理不复存在。

（三）数字政府使公共服务达到高效化

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一定是以方便高效的公共服务为追求，数字政府就能做到。数字政府通过公共服务平台，提供“一站式”“一体化”整体服务，做到简化办、网上办、马上办，传统的繁文缛节、推诿扯皮的作风失去了存在空间，人们办事不再“跑断腿”“挤破门”“急死人”。我国多地政府已在人才引进、高龄津贴申请、企业注册、网约车驾驶员证申办等成百个事项上实现“秒批”，而且纳入“秒批”的事项还在快速增加中。马克思当年对巴黎公社的以下赞美，在中国通过数字政府正在成为活生生的普遍事实：“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。公社的工作人员，不是压迫人民的官老爷，而是社会的公仆。

（四）数字政府使政府治理体现民主化

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，…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、保障人民权益、激发人民创造活力，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。数字政府与千家万户的网络连接，可以让公民随时查询政府信息，反映情况，提供建议，参政议政。政府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、征求意见、网络听证。保障了人民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。全民参与、群策群力，就能集中群众智慧，接受群众监督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。政府和人民、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，人民拥护政府、群众支持干部工作也会蔚然成风。

（五）数字政府使官员腐败失去条件

在越来越多的事项上，数字政府使申办双方不见面，审批过程按数字程序进行，“机控”取代了“人控”，避免了人为干预，既保证了公平公正，也使得“吃拿卡要”、权钱交易等“寻租”现象难以发生；数字政府使权力运行处处留痕，数据监督取代了靠人监督、过程监督取代了事后监督、整体监督取代了个体监督，权力被关进了“数字”的笼子里；滋生推诿扯皮、拖沓怠工、任性随意、官僚主义等官场病的土壤随之消失，风清气正、公正廉洁的政府形象就会越来越饱满。